圣道二十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，太多的事情都挤在了这一年。

这一年的九月，东京龙门区国史馆会堂里，喧嚣如浪，几乎要掀翻屋顶，掌管馆中常务的学士郑燮再难忍耐，一反文雅之气，如饿虎一般咆哮道：“一桩桩来！票决开始！”

即便是国史馆里保留着儒生底蕴的编修、检讨和学士们，也被圣道二十年这纷繁衍进的历史给烘烤得心火狂涌。这些人身负编纂国史之责，除了按时间编写国史纲目外，也要分事件分领域调查和撰写更细致的史料。除了按照经济、军事、刑律等领域划分的常项“课题”外，每一桩大事也是一项课题。

领到了课题，就意味着一桩名利，课题有经费，成文史料也奠定了学术根基，更是朝堂决策的依据，还可将不涉及保密法令的内容另编成书，公开出版，这些儒生们当然要打破脑袋争到底。

眼见圣道二十年就要过去，政事堂拨下了大笔经费，要在第一时间总结相关历史，国史馆顿时也成了战场。国政归相、南北增约、西洋大战、北庭大战、出西域，大事太多，可国史馆人头也不少，大家各自选着自己感兴趣和熟悉的领域，自然免不了撞车。

郑燮拿出了变通办法，各个项目先接受报名，相争者在全馆大会上自陈长处，再由常项课题组和领导们组成的评议团票决。

尽管这意味着无数的人情往来和暗中运作，但毕竟是在全馆眼皮底下对决，责任也落不到国史馆的领导上，在理论上也给了有才之人和后进新人一定机会，因此郑燮的方案获得了国史馆学士们的一致通过，不通过可不行，皇燕京是以此为原则定宰相的。

首先就是国政归相和政事堂改制，这项课题所涉的面太广太深，非老于政务之人所能承担。从中书省退下来的几个老家伙组团亮相，道明了诸多优势，例如跟第一二代首辅交情匪浅，深谙从天王府时代到如今的内政格局变迁，竞争者再没底气上台，这一项课题毫无争议。

第二项则是南北之势，出身白城、黄埔和龙门三学院的三派相争不下，龙门派有南北相通的优势，白城派跟通事馆交情很好，黄埔派则说这事得更着重看民间财团，恰好，他们跟潮汕财团关系密切。

最终票决结果是白城派获胜，黄埔派不服，指责白城派收买“评委”，郑燮一句话就让黄埔派再没话说：“人家是陈润的同窗……”

国史馆写史可不只是单纯的文书作业，还要去采访相关事件的当事人。尽管这事是国家任务，当事人不至于拂袖不理，但有私交和没私交终究是两码事。不少当事人权高位重，有私人关系在，人家也不会敷衍了事。

因此到第三、四、五项课题，西安行刺案、第三次锡兰海战和进军西域时，获胜者毫无悬念，国史馆里跟西域大都护府长史刘兴纯，乃至西域大都护、西洋大都护这二位佛魔巨孽攀得上交情的人凤毛麟角，而军事方面还得跟枢密院军史司打交道，如果不是枢相苏文采熟悉的人，办事也举步维艰。谁有这些资源，谁就是胜者。

第六项课题引发了激烈的竞争，这也是国中正在热议的大事，宰相薛雪牵头，带领国中三十四家银行，三百四十七家票行以及六百六十二家民贷公司，组建英华金融总会。该总会置于政事堂、东西两院和英华银行的共同监督下，自身读力运转，统筹国中除国债发行外的一切金融事务。包括大英法币的发行，货币汇兑以及贷款利率的管控等等。基本是将过去分散于皇帝、计司、西院和英华银行的金融权集中转交给金融总会。

此事是薛雪在宰相任期内立志完成的第一桩大政，核心要义是将过去由政斧单独承担的货币信用体系和金融管制任务，推给整个社会的商业体系来承担。政斧要作的仅仅只是综合两院的民意和英华银行的专家意见，以法规进行宏观调控。

此事的全貌太过复杂，仅就货币一面来看，当金融总会顺畅运转后，过去的联票就会变成真正的法币，英华将步入金银复位制的信用货币时代。而一般国人的理解则是，英华要全面回归宋元明的纸钞制，因此国中人心正有些动荡。

政事堂正发动舆论进行广泛宣传，纸钞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出现的产物，人们要以兴利去害的心态对待。宋元明三朝，纸钞为何害人，是因为发行机制的问题。发多少，怎么兑换金银，都是政斧空口白牙说了算，供需不对称，没有约束，相关的管理技术也不成熟，当然会出问题。

而英华的纸钞发行机制，则是把权力交给了代表整个商业体系的金融总会，发多少，怎么兑换，政斧说了不算，得看整个社会的需要。东西两院和政斧要作的就是管控金融总会，尽量减少危害。

国中的金融专家提醒说，一旦金融总会建制完成，联票转为法币，英华将迎来猛烈的通货膨胀。眼下国中生产过旺，市场开拓不足，需要发行足够多的“英两”来平衡产销。与此同时，纸钞成为主币后，白银将被压到小额货币的领域里，社会的货币供应将会大大增加。

完成信用货币改革，英华一国才算真正跨入以资本立国的新时代，挣脱旧曰儒法社会的农耕基础。而要完成这场改革，就必须度过这一场猛烈的通货膨胀。但通货膨胀的危害也是很明显的，粮食、人工和原材料等成本猛增，如果没有足够便宜的外部原材料，以及足够宽广的外部市场，不仅改革难以完成，英华自身都会步入社会崩溃的险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