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发挥事物潜在优势的例子还不止这一个。

1988年，在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进步奖评选中，联想汉卡只得了二等奖。这个结果让柳传志异常愤怒，他认为这是因为评审委员完全不了解汉卡的价值，才会产生如此不公平的结果。联想汉卡本该拿到一等奖的，但专家们把联想汉卡理解为单一的计算机辅助产品，对汉卡的巨大贡献缺乏充分的认识。

柳传志派郭为去把一等奖追回来，并表示，除非“委员会”改变成命，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个“二等奖”。人人都认为他这是在虚张声势，只有郭为认真对待。郭为和李岚随即出马，虽然这两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十分自信乐观，但两人很快就意识到，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评审的结果已经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公布，覆水难收。

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张主任根本就不见他们，只派手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：“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，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。”

不过，这个既定事实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。虽然评审维权从未有过改变成命的先例，但他们还有5%的希望，那就是启动“复议程序”：由“委员会”10位以上的专家联合署名提出申请，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郭为和李岚都是初进公司的计算机外行，如果直接去游说专家的话，专家们有可能觉得郭为他们是在走后门，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

他们采取了迂回路线，把记者们分别请到宾馆里“聊天”，于是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，报纸上不分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汉卡的报道，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，说它是把中国人引进计算机殿堂的一座桥梁。《望》杂志说它“已经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”，《北京日报》说它“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”。《科技开发动态》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，“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”，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，“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，具有很大的生命力”。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汉卡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投反对票的专家产生这样一种心理：是不是我原来看得有点问题？

紧跟在后面的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。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孙鸿烈，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，自然一说就通。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，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套材料，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，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，等着人家签名。在李岚的记忆中，1988年她似乎没干别的，就是这件事。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“联想的代表”，感受了热情也感受了冷漠，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，更体会到了被严词拒绝的难堪。攻关组在登门拜访时，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，只是说“请你到我们公司来，我再一次给你展示联想汉卡”。

为了迎接委员们的到来，柳传志和倪光南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全都出马，公司搭建了临时展厅，摆上了全部插着联想汉卡的计算机。委员们陆续到来，有时候是一群人，有时候是一个人，无论多寡都能感受到细致周到的接待，无论提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问题都一一得到耐心解答。这不仅是个技术展示的过程，更渗透着一种微妙的公共关系。

就这样，联想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，终于攻下了10个人，10名专家联名50个专家开会。决定命运的会议终于在京西宾馆召开，50个评审委员都在场，联想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如愿。他们来到会场，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。然后一行人走出来，站在走廊上等待消息，个个紧张万分，就像嫌疑人在等待法庭的判决。

5分钟后消息传来，居然成功了。走廊里一声欢呼，大家又跳又叫，李岚倚壁而泣，郭为一头栽在地毯上，晕将过去。

当日评选已经结束，名单业已内部公布，想更改结果可谓难于上青天。郭为一个评委一个评委地解释、谈话，居然获得了成功，最终公布的名单中，联想汉卡终于获得了一等奖。

郭为令本来不占优势的事情发挥出潜在的优势、把0.1%的希望变成现实的能耐，让柳传志看到了他的才能，也为他后来执掌神州数码埋下了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