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关典籍记载：“侍中……掌出纳帝命，相礼仪，凡国家之务，与中书令参总，而颛判省事”。有门下侍郎2人，正三品，为侍中之副，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。武后垂拱元年，称鸾台侍郎，天宝元年，又称门下侍郎。《百官表》云：“门下侍郎……掌贰侍中之职。大祭祀则从奉巾，既帨，奠巾；奉匏爵赞献。元日、冬至，奏天下祥瑞，侍中阙，则莅封符券，给传驿。”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，正三品下。掌规讽过失，侍从顾问。左谏议大夫4人，正四品下，掌谏诤得失，侍从赞相。

武后垂拱二年（公元686年），朝廷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，每天都有人升官，也每天都有人罢官，朝政完全变味。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，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。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，铸铜匦四个，涂以四方颜色，排列在朝堂：东方青匦，称为“延恩”，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；南方红匦，称为“招谏”，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；西方白匦，称为“申冤”，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；北方黑匦，称为“通玄”，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。朝廷派谏议大夫、补阙、拾遗各1人为使者，管理四方铜匦；又派御史中丞、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。

天宝九载（公元750年），唐玄宗以“匦”声近“鬼”，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。肃宗至德元年（公元756年）恢复旧称。德宗建中二年（公元781年），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。又有给事中4人，正五品上，掌侍左右，分判省事，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。凡百司奏抄，侍中审毕，则驳正违失。凡是诏敕有不便者，涂窜而奏还，谓之“涂归”。

白居易在《郑覃可给事中敕》中说，给事中的职责是“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，得封奏之；刑狱有未合于理者，得驳正之；天下冤滞无告者，得与御史纠理之；有司选补不当者，得与侍中裁退之”。唐德宗贞元年间（公元785—805年），李藩任给事中，“制敕有不可，遂于黄敕后批之”。

当时有人对他说，这是皇上的圣旨，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，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？李藩说，如果用另纸写，便是文状，那能称为拟敕？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，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“涂窜而奏还”。

这两个官职，都涉及到反映民情的问题。本来反映民情，是正常的渠道，可是在武则天期间，则是为了打击政敌，完全被扭曲了。而且里面投诉的事情，绝大多数都是带着功利性，带着目的性而来的，纯粹是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，大部分都是诬陷，正常反映的民情寥寥无几。

经过紧密的考虑，刘鼎决定取消这两个职务，设立专门的信访部门，建立类似于现代的信访制度。同时，信访部门的权力，进一步压缩，以免被人用来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。事实上，现代的信访制度，同样不完善，但是在更完善的制度出来之前，这个信访制度还是必须的。

不过后来，给事中的权力又恢复了，只要是因为给事中能够封还皇帝的旨意，对皇帝的权力进一步约束。对于刘鼎来说，这或许不算是什么好事，在门下之外，还有一个给事中能够给自己添麻烦，甚至是将自己的旨意原封不动的退回来。但是对帝国来说，却是好事。